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这家广州服装厂春节后本想关闭了，但没想到时来运转，海外疫情肆虐，欧美国家的人只能选择网上购物，工厂最近接到了大量海外服装订单，工人收入丰厚，大学生都过来服装流水线做工人了！ 

?? 上图：“赶上十年难遇的好招工时代了。我这开工3小时，所有工位的工人都招齐了。”6月13日，在广州某制衣厂里，老板娘李晴多少有些惊讶。          

李晴的订单太多了，又兼并了一家新厂。“我们的招工消息发出没多久，附近的工人就赶过来了。”李晴告诉记者，“就算我说机器还没架好，他们也不肯走，怕走了别人就把活抢了（下图） 。”   

6月份了，有一些制衣厂还是缺订单，但这里却日夜灯火通明：每天，数万件衣服从厂子里发出，少部分内销，大部分则通过海运或空运运往美国。          

2020下半年服装业充满变数，而赢者通吃，头部服装企业局面正在逆转！    

时来运转！中小服装企业，扛过了上半年，现在开始赚钱了。

01

疫情中硬扛的服装业

“之前呆的厂子没订单了，就找工作来了这里。”在李晴的厂子里，刘冬梅正娴熟地为衣服的袖口和领口打边。           

刘冬梅1983年出生，做制衣这行近二十年，手艺纯熟，是制衣厂老板青睐的那类工人。   

广州制衣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并不低。据李晴介绍，如果涉及有技术含量的平车、打边等工序，旺季的时候，工人月入过万很正常。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打包等岗位，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入账。“还有些厂子会包吃或包住。如果不包，一般也会有600-800元补贴。”          

刘冬梅手上的这道打边工序，1.6-1.9元一件，熟练的工人，一天能做三百件左右。“她刚来这里，现在还是磨合期，一个月大概到手6000多。以后适应了，订单多了，拿一万多不是问题。”李晴巡视着工厂，对刘冬梅的手艺表示满意。     

“以往我们不敢对工人挑三拣四，有人愿意做就不错了。”方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“今年不一样，我们能挑手艺好的。”         

?? 上图：广州白云区某制衣厂一角。

就在短短两个月前，李晴还在谷底：国内开工成本飙升、海外市场晦暗不明，制衣订单锐减，同行关门的消息没停过。           

李晴决定硬扛。          

“老板娘，你还要我回来吗？”三月，还在湖北宜昌老家的小夏给李晴发了条微信。“当然可以啊！我还在这呢！”李晴毫不犹豫地回复。           

李晴顶住压力让小夏回来了。她提前囤了一批5元一个的口罩，让厂子转了起来。实际上，那时候开工不划算。“价格低、成本高，接一单亏一单。但我还是各种求爷爷告奶奶地，找各种订单回来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李晴说，她和自己的工人们认识很多年了。她知道，一旦停产，这人上有老下有小，整个家庭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收入。另一方面，“我觉得疫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吧！到时候再重新招人，会很麻烦”。           

3月初，李晴的制衣厂复工了。  

02

服装工厂的转机来了！

李晴1992年出生，也曾是外来的打工女孩。她16岁从四川茂县来到广州番禺，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认识了后来的老公，接着又和朋友们一起开了一家制衣厂。     

“一开始我们也和其他厂子一样，对质量要求不高、对员工要求也不高。”李晴回忆道，两年前的一天晚上，她“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”，突然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能长久。           

李晴一夜没睡。第二天爬起来，就开始对制衣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：陆续换了机器，人才招聘了质检员，提高了验收标准。同时，她开始寻找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，摸索着开设海外网店。           

一开始，李晴交了不少学费。           

“广州有很多‘割韭菜’的公司，打着幌子骗钱。他们声称帮助制衣厂找海外客户、开设门店等，实际上只给你推一些虚假的客户，或者明明是免费注册的网店，硬要收你一大笔费用。”花钱买教训后，2018年，李晴最终靠自己的摸索，开起了美国亚马逊网店。           

到今天，这家网点前前后后投入的运营费用，加起来足足四十多万，每天还有固定的3000元引流费。           

“我们开厂子那么多年，一直开一部十几万的小破车。我老公经常说，要不是烧钱开这个网店，他早开上宝马了。”李晴笑着说。一边的小夏凑过来打趣：“这几个月，老板都是亏钱发工资的，我们可能比她还有钱呢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烧钱似乎没个终点，再加上疫情，4月份之前，李晴的亚马逊网店，每天顶多一两个订单。李晴曾经尝试上架口罩类产品，但很快被平台强制下架。         

虽然看不到任何赚钱的迹象，但李晴仍然坚持往海外的亚马逊自营仓库输送货物。她有自己的小算盘：别人越是停工，我越是要做，有现货才是最大的优势。“就算我失败了，以后我也可以跟别人吹嘘，我曾经花了几十万打美国市场啊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进入五月，网店的订单毫无征兆地爆发了!           

“我懵了，每天都是几百几百的订单，而且还一直爬升。”与此同时，制衣厂合作的外贸客户订单也越来越多。李晴算了算，从亏本接单到爆单，再到兼并其他的厂子，“加起来一个月都不到”。去年，厂子一天的出货记录是四千件，“现在，一天三四万件很正常”。           

?? 上图：广州某某个制衣厂里，一个孩子在工位上陪妈妈工作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李晴才反应过来：5月后，海外疫情肆虐、时局动荡，大部分美国人只能选择网上购物，亚马逊、facebook等几乎成为最大赢家。         

李晴分析，订单暴涨也和自家产品的定位有关。她的服装定位于美国中年以上的女性群体，“这些女性一般都生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安全，不太愿意外出，更倾向于网购”。           

质量也很关键。刘冬梅手上正在做的，是一件浅米色的XL码无袖家居服，主打美国中年女性，标签显示“80%聚酯纤维”。“别看它不起眼，其实这个料子穿上去比我身上穿的纯棉T恤还舒服。”李晴拎起这件衣服向记者比划。    

工人最有发言权。“这个厂子的质量在制衣厂里属于不错的，比我以前待的厂子好。”刘冬梅说话的时候，手里的活儿不停，“其实现在能接到订单的，都是质量过硬的。质量差劲的，都关得差不多了。”           

03

服装流水线上来了大学生!       

梁丰在广州海珠区康乐路的服装厂上班。今年1月，他在西瓜视频上开了一个账号，就叫“广州服装人”，记录广州服装业在疫情期间的生存状况——截至记者发稿时，该视频号拥有5897粉丝。           

6月2日，他拍了一则题为“广州服装淡季 康乐村工人找不到事做 坐在店铺门口一排又一排”的小视频。视频中，找工的工人们坐在刚开学的小学门口，和接送小朋友上学的家长一起造成了道路拥堵。视频显示已有3.6万次观看。    

?? 上图：在广州海珠区拍摄的招工图面。

梁丰告诉记者：“年初是服装加工业最赚钱的时候，但今年错过了，厂子倒闭了一大批，所以现在可以提供的岗位实在是不多。三月份还是工人选老板，四月份开始就是老板选工人了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目前，广州制衣厂主要分布在海珠区的康乐、鹭江、大塘一带。此外，白云区的夏茅、新市，天河区的东圃以及番禺的南村也有不少。其中，海珠区制衣厂主要面向档口，相对低端；白云区的制衣厂多为面向外贸，产品质量相对较好。        ?? 上图：李晴工厂招到的大学生在车间实习。

调查中，李晴特意提醒，今年工厂里招到了大学生。“这在以前基本不可能。我在车间看见有几个女孩子斯斯文文的（下图），戴着眼镜，一看就是大学生。过去一问，果然是。”     

1992年出生的小夏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她认为，如果不是背负特别沉重的家庭责任，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到制衣厂工作：“只有要养家的人才会愿意吃这份苦吧，就算工资不低，现在的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做流水线工人了。”  

制衣厂的流水线工人，的确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。           

据方昊介绍，如果有订单，大部分制衣厂在早上八点开工，晚上十点多收工。中午和晚餐各休息一个半小时左右，一个月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才能休息。

这还是在流水线完备、周期比较长、订单相对稳定的白云区。在追求速度的海珠区制衣厂，旺季时，动辄需要熬夜加班。“海珠区制衣厂做整件、求速度，经常晚上做出来，第二天就出现在档口了。”方昊介绍。

方昊不看好制衣厂里的年轻人。“你看，在工位上玩手机的，一般都是95后。他们没心思做，也很难做长久，随时可能第二天就不来了。”方昊说自己不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年轻人，“等他们信用卡欠了一大笔钱，就又会回来干一两个月。”

招工中，方昊倾向于聘用80后，“他们更稳定，技术也更好”。方昊开玩笑说，90后的大学生，他不敢随便招进来。“虽然大学生要的工资一般会比工人低，但他们吃不了这个苦。我们有句玩笑话：三千块只能招到大学生了。你想找个熟工？没一万块月工资搞不定的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04

服装业的前景 

李晴倒想招一些懂英语的大学生。           

“我想让大学生帮我运营在海外的社交媒体账号。”不过现阶段，她忙着发货和扩大产能，还顾不上招人。           

对各种物流和仓库的相关明细，李晴门清：疫情后，海运的价格基本没变，还是8-10元/公斤，但空运的价格涨了不少，大概是83.5元/公斤。为了保证现货供应，李晴一般会选择空运，“即使亏本，东西也必须准时到达消费者手上”。     

李晴说，这些物流信息都是公开的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知道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在这个时候把货物运往美国。很多制衣厂老板，宁愿厂子关门也不敢接订单。梁丰甚至提到，不少老板对员工解释说外贸出口被限制了，“实际上，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”。           

在白云区罗冲围，有两座空荡的楼房，这里曾经是广州服装品牌“淑女坊”的员工宿舍和仓库。“以前楼里住满了人，现在没什么人住了，仓库也租给别人了。”隔壁一家小吃店老板告诉记者。           

“像阿依莲、淑女坊这样的品牌，其实本身已经在走下坡路了，现在年轻人哪里还会去买。”也许耳濡目染多年的缘故，小吃店老板评论起来竟然头头是道。    

虽值盛夏，但服装业正在经历寒冬。           

5月中旬，曾经的“国产第一女装品牌”拉夏贝尔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；5月底，被称为“时装之王”的Esprit全面终止中国内地业务，并关闭中国大陆以外在亚洲的所有56家零售商铺；紧接着，史称“潮牌鼻祖”的I.T在其2019年度财务报告显示，公司营收77.19亿港元，同比减少12.6%，净利润首次出现年度亏损。           

最新的主角是ZARA：在交出4.09亿欧元（约32亿元人民币）亏损的季报后，Zara母公司Inditex传出消息，计划永久关闭旗下1000至1200家门店。   

“还有很多制衣厂在疫情期间追求快钱，转行做口罩和防护服，但现在也骑虎难下了，因为大部分不能达到出口标准。”李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她这一次免费盘下来开工的厂房，也是不愿意砸钱提高产品质量的厂子：“但凡把自己的标准设高一点，也不至于倒闭得这么快。”           

在李晴的厂房里，此前亏本接的那些内销订单还都堆积着，客户因为没有销路，暂时也不想取货。但李晴说，自己无所谓了，这些订单帮她和员工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，现在，她们只想开足马力，生产一批又一批即将出现在美国商场里的衣服。           

李晴来广州的第一份工作，工资2000元不到。现在，她和老公经营着两家制衣厂，管理上百名员工，生意规模比疫情前足足扩大了一倍。李晴只有初中文化，她说，每次见到工人们的孩子读大学，自己都会开心。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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